7、《官桥村的文物保护单位》

在电脑上忙活了两个小时之后，与薛总和王总到外面遛弯儿。按照薛总的提议，向官桥村的纵深走去。

没走多远，便路过村内小溪，溪旁一块石刻牌匾，“光前裕后”四个大字清晰地镌刻在石板上。顺着溪水左边的石板梯拾梯而下，王总很快来到了溪水边的石刻牌匾处仔细的观赏，不时地用手撩水抚摸，体味牌匾的时代痕迹与时代信息。

在给王总的形迹留下摄影之后，抬头正好发现了典型的新旧房屋对比的画面：老房子上下两层，砖之间砌满了厚厚的泥土，泥土的厚度远远超出了砖的厚度，显然是因为泥土比砖便宜，或者说当时还买不起砖。

新房子完全是现代风格的装饰，满贴咖啡色的瓷砖。

转了两个弯路，来到一处老房子，门口挂着“东阳市文物保护单位”牌子，但已经是残墙断壁了。

走进里院，通道上悬挂着一个公告式的匾额，上面的文字内容大致是说，此“忠义堂”2004年集资修缮，列举了村内参与集资人的姓名。   

 从2004年修缮算起，至今也就14年的光景，怎么就变得这么残缺不堪了？

听门外一个过路的老大娘说：主要是缺乏管理资金，虽说挂着东阳市文物保护单位牌子，但实际上没有人专门从事这个“忠义堂”的文物保护工作。    

由此联系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实际情况，不由得感慨万千：

在全国范围内挂着地方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文物何止上百上千，有多少文物古迹能够真正保护起来了呢？又有多少文物古迹与忠义堂遭遇同等命运呢？不能不担心地方文物保护的前景。也不能不质疑现行国家文物的有效性，完整性。    

从忠义堂出来，拐了一个弯儿，又见到一个高山坡上的祠堂式建筑，跑上高山坡转到祠堂式建筑正面，验证了我们的猜测与判断，但祠堂用铁栅栏封着，显然已经早已年久失修无人过问了。    

几经周转，来到了一处大的祠堂。经薛总介绍方知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来过的地方。这个祠堂估计是官桥村最大的祠堂了，名为陈氏祠堂。

陈氏祠堂不仅有三进的跨院，而且有一个高高的戏台，薛总之所以熟悉，就是因为他们前几天在这里看过村里赴东阳市参加汇演的一次彩排。

陈氏祠堂进门处也有一个公告式匾额，上面不仅仅介绍了最近一次集资修缮的情况，而且还完整地记述了官桥村名称的由来。

值得欣慰的是：陈氏祠堂也是东阳市的文物保护单位，但确确实实得到了保护。

由此再想：文物保护挂一漏万的现象，绝不仅仅是在浙江东阳市。    

走出陈氏祠堂，天马上要黑了，穿过菜市场，又遇到了卤水豆腐摊，又遇到了一排卖青菜的摊，我们今晚晚饭上的所有食材都是负责餐饮的国之和戴晨从这些菜摊上采购的。    

走进我们居住地的一层餐厅，立即食欲大增。

因为即将入口的菜肴都是从刚刚经过的菜摊上买来的，都是新鲜的、天然的、不施化肥的、刚刚从地里摘下来的。

2018-10-16日于横店官桥村民宿

8、《高铁餐车吃饭难》

中午十二点多了，高铁上送餐的已经过去了。为吃着舒适，决定到九号车厢的餐车去吃午饭。我在四号车厢，与同来的王大奇一起摇摇晃晃地穿过四节车厢，走到九号餐车。

餐车里竟然坐的满满的。

服务员小姐介绍的东西还不少，米饭套餐有两三种，面条一种，包子几种，还有西式的快餐汉堡，中式的快餐泡饭。我们要了两碗牛肉面。

趁服务员放水加工的功夫，我扭身到餐车找座位，左手第一位座上有一位穿着高铁工作人员服装的小姐手持对讲机在座位上说着什么，她的对面有一个空座，“我能在这儿吃吗”？“可以，这是办公的位子，吃完了得马上走”。

顺着她的手势所指，我发现桌子的边缘紧挨通道的地方有六个明显的文字标志：乘务员办公专用。

等牛肉面上来的时候，王大奇在对面同样的位置也找到了一个吃饭的空座，没有乘务员办公专用字样，但同样也要和桌上没有吃饭只玩手机的人好言相说。

几口面下去，回头仔细用眼睛扫了一下餐车上的餐桌，吃饭的人没有几个，多数人都是聊天或玩手机。

这时候坐在我对面的穿着紫红色高铁工作装的乘务长正对着步话机告知属下：补票的人正在车厢里流动服务补票，餐车没有补票的人，不要再把补票的人往餐车这边支。

再仔细环顾了一下坐在餐车里的周边的人，我似乎明白了许多：原来坐在餐车里的人多数不是来吃饭的，而是来补票的，或者是没座位的人。

想到此，我不禁又仔细打量了一下对面这位穿着紫红色高铁工作装带着乘务长标志的本次高铁上的最高领导：

她的领导职责是什么？她怎么能把本应该为乘客吃饭服务的餐车管理成没有了乘客吃饭的环境？她怎么还能独出心裁在餐位紧张的餐车里辟出一块乘务员办公专用的位子？

进而再想：这么多补票的人是怎么上车的？在正常乘车的顾客看来，没有票是无法通过检票口的？

刨根问底：补票的人一定是通过非正常渠道上车的。补票的人这么多一定是高铁系统的非正常渠道特别多。乘务长管不好餐车不能给乘客创造一个本来应该是良好的餐车吃饭环境一定不是她的能力不济，很可能她也因为乘务长的职称原因拥有为补票人开后门的权利和机会。在餐车上设置乘务员办公专用一定是高铁管理机构不得已而为之的勉强之举。

综上分析，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这么诺大的一节餐车车厢，这么多花钱购票上车的乘客，餐车上有三四个在柜台里忙活着的服务人员，还有乘务长在餐车上乘务员办公专用的座位上指挥坐镇，创造一个乘客买饭吃饭有座位，乘客吃完及时离开及时打扫为后面再来吃饭的继续舒适消费的环境就这么难吗？

答案其实一目了然：一点儿都不难。从乘务长职务智慧看不难，从餐车乘务员的人数看也不难，难的就是餐车的管理机制和体制，或者说是高铁的管理机制和体制。

2018-10-14于G33第四车厢

9、《戏单记忆》

翻阅收藏杂志，翻出了加在杂志里的两张黄纸红字的戏单，是去年在虎坊桥梨园剧场的演出，骆韵百年，京津两地鼓曲名家为纪念骆玉生诞生百年举办的。

因为这类鼓曲演出很少，为保证肯定看到万无一失，先在网上预定，演出网告知不能预订，又向梨园剧场售票处电话询问，答复说主办单位只是租了他们的场子没有委托他们售票，你只能演出前来买票。

因为怕买不到票，以前几次天津曲艺团来京演出都错过了机会，尤其北京人艺邀请演的那次，所以在订票没戏的情况下，我决定抓好时间的提前量，两点演出，我十一点钟就过去了，想着是买好票再放心大胆地吃饭，吃湖广会馆南边的天津包子和炸糕，谁想到了梨园剧场仍然没有卖票。

大厅里排了七八个人，每个人都说后边还有人，有的搁了张报纸，有的放了把扇子，算是占地儿，担心剩下的票不多，不敢走开，就只能也在那儿站着排队。

久违的天津包子和炸糕不能吃了，让老婆在附近随便买点儿什么都行，老婆很快买来了盒饭还没地方吃，大厅的座位都得现金消费，弄的我真是哭笑不得。

既然这场演出组织的这么没条理，让老百姓无所措手足，票不知道怎么买何时买，为等票买了饭剧场大厅还不让吃，索性我也只好来个无条理了，横竖就在剧场大厅坐下吃了，看你把我怎样。

真没有见过这么沉得住气的，两点开演，演员都一个一个地断断续续的来了，都等在剧场的大厅里，演员的朋友也在干瞪着眼焦急地等着拿票。

一点半卖票的才来，乱哄哄，取票的买票的乱作一团。半天才弄明白找谁买票，多少钱一张，好容易按180一张的价格买了两张最前边第二桌的票，总算没白等。

那天最耀眼的明星是坐在第三排显著位置上的扮演周总理的王铁成，王铁成不仅扮演周总理非常有名，，而且收藏古典家具也是大家，但他这次出现在骆韵百年演唱会剧场的原因，直到演出将近半场时才将谜底揭晓：他也是骆玉生的徒弟，跟骆玉生学过京韵大鼓。

梨园剧场座位席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面是桌席，每桌四个人，后面部分是排座，跟电影院的座位一样。

我桌上的另外两个人是两位长者，老北京，京津地区鼓曲的粉丝，女的长者是被子女扶进来的，男的长者边看还边评论，有时还要站起来挪挪眼前架在支架上的录像机，从录像机录像这个细节来看，两位长者笃定还是铁杆粉丝。

全场演出最感兴趣的演员有三个：王富丽，天津评剧院的著名演员，在李瑞环的提示下向骆玉生学的京韵大鼓，为的是提高自己的发音咬字技巧，学的非常好，骆玉生想留她专唱大鼓，但她自己还是选择了评剧为主大鼓为辅。她演唱的段子是剑阁闻铃，声情并茂，很是感人。刘秀梅的单弦表演和唱词结合的非常好，这是我最爱听的单弦演唱家之一。所谓之一，因为小时候常听的北京曲艺团曹宝禄老先生的单弦仍然在我心里烙着难以磨灭的记忆。刘秀梅演唱大鼓也深得骆玉生的传授，看来曲艺演员都是触类旁通，身怀多种唱技，她演唱的段子是鞭打芦花，虽然听过多少遍了，但此时此景此境聆听，仍然新鲜感悟良多。

种玉杰的京韵大鼓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不仅仅是由于男性京韵大鼓演员本身凤毛麟角，而且是由于他的演唱风格已经自成一体，在京韵大鼓界足以独树一帜。他的三国故事博望坡，更是大鼓爱好者津津乐道的一道精品炸酱面。

演出已经过去了近一年的时间，这张大鼓戏单重新勾起的记忆，有精品菜肴的美妙回味，也有酒席宴会组织者的瑕疵与怠慢。正是由于这种瑕疵与怠慢，传统的精神食粮～京韵大鼓受欢迎的覆盖面才越来越不如传统的老北京炸酱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