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一天读完《高老头》

——北大荒五十周年纪念随笔

北大荒绿色的充足和白色的充足，是我知青记忆中最清晰的。

但图书的缺乏和读书条件的缺失，也同样使我记忆犹新。

应该说，图书缺乏是那个时代的通病。因为政府鼓吹的是白卷先生，是知识无用论。

然而我的工作又需要知识需要图书，于是千方百计的寻找图书，寻找想看的图书，就成了在北大荒十五团宣传队期间最奢侈的渴望。

记得我从北京带来的三套书是我阅读的常课：一套是文革前的《诗刊》合订本，一套是文革前的《人民文学》合订本，另一套书是《朗诵诗选》。

偶尔从别人手里借的书多是随借随还，记忆也多是零星的，短暂的，甚至是转瞬即逝的。唯有巴尔扎克的《高老头》至今还记忆深刻，不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那是宣传队在二十五连休整期间，忘了是从谁手里借到的，但清晰的记得书主人给我的借期是一天，前一天晚上借的，第二天晚上一定要还。

也记不清书是怎么从团部拿回到二十五连的了，团部到二十五连的路不是很长，但很黑很黑。更记不清是我一个人拿着书回来还是有别人一起回来的了。

总之，《高老头》那个时代很少见到的世界名著，是我从团部什么人手里借到了宣传队下连队休整驻地二十五连。

我是从第二天早上开始正式阅读这本借来的世界名著《高老头》的。

现在想来，当天夜里不能读的原因已经想不起来了，大致会有三种原因：一是没电，那是连队经常停电。二是有要干的活儿，必须完成的创作任务。三是别人要看，又有不能不让别人看的原因。

北大荒的天亮得很早，第二天吃完早饭没去干活儿，就迅速进入阅读状态。考虑光线的原因，没有在屋里看，而是选择在屋外。

恍惚记得，因为创作，我在宣传队有个约定俗成的特权：可以随时随意不参加宣传队的统一活动，而且不用和哪位领导明确请假。

记得我们在二十五连的住处是一排南北纵向的北大荒通常样式的干打垒房子。朝东的方向有窗户，朝西的方向好像没有窗户，是一排带有灶坑长廊。廊子里是一个一个的房门，与每一间房门相连的是一个灶坑。灶坑是用来取暖用的，每个灶坑一个炉灶，炉灶里的热气通过砖砌的炉道传进屋里，屋里的床铺以门为中轴线南北两趟，木板结构，砖砌的炉道在床板下面。

记得我是搬了个折叠的躺椅来到宿舍房外的东南一侧，选了块没有草的干黄色的土地上支好，半躺着姿势看。

季节现在完全记不清楚了，不是早春就是晚秋，因为看了没有几页就坚持不下去了，回宿舍拿来我一直用着的灰色翻毛军大衣，是家里人托关系买来的海军淘汰货，但非常暖和，老羊皮的。

半披着老羊皮灰色军大衣，半躺在躺椅上，借助着和煦明亮的阳光，世界名著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代表作人间喜剧之一《高老头》的阅读又继续开始了。

除了偶尔喝几口水之外，没有任何干扰的因素。没有风，只有阳光，没有人，只有空气。

唯一牵动我注意力的是高老头和高老头的两个女儿。

是欧洲的环境欧洲的事。

是距离我们的一个遥远的年代。

是黄头发是蓝眼睛。

是和北大荒完全不同的两个地域。

是和宝泉岭完全不同的两个地域。

是和二十五连完全不同的两个地域。

但我流泪了。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两次落泪，不由自主地落泪。

因何落泪？为什么具体事件落泪？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当时还隐隐的为自己看《高老头》落泪的举动感到不安，不敢大张旗鼓的向宣传队的同事好友描述与述说。

除了中午到食堂吃饭，那一天所有的时间都沉浸在《高老头》的世界里。

直到字体开始模糊了，直到揉揉眼睛也看不清楚了。直到把《高老头》的最后一页看完。

然后按照约定，晚上七点半赶到团部还给了《高老头》的主人。怎么去的团部我也记不清楚了，但绝对是按时还的。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强烈的欲望，不食言，按时还，还可能从《高老头》主人手里借到其他的世界名著。

现在想来，《高老头》在我阅读的生涯中是一个划时代的经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逐渐明白了因阅读《高老头》而流泪，而感动，感悟的另外一个方面的意义：

不只是忆苦思甜。

不只是英雄就义。

由此，也逐渐明白了创作文艺作品的灵魂所在：

不只是格式化的三突出。

不只是阶级斗争的黑白分明和你死我活。

8、臭豆腐事件及饮食环境回忆

——北大荒五十周年记忆随笔

一罐头瓶装的方块状的闪着淡绿色亮皮的北京王志合牌的臭豆腐，

一托盘北大荒小麦粉制作的半圆形的白白的馒头，

夜晚八点左右，宝泉岭文化宫前楼南侧的长条形的宣传队男生宿舍里，几个北京青年正在尽情享受他们的第一故乡老北京的特色小吃：馒头夹臭豆腐。虽然窝头换成了馒头，虽然没有几滴沁人心脾的香油和几点碧绿爽口的葱花。

臭豆腐是我刚从北京带回来的。

现在想来当时吃北京风味的馒头夹臭豆腐就跟如今吃东北风味的小鸡蘑菇炖粉条一样。都是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觉，都是就在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回忆和感慨，想念和乡愁，欢乐和奔放，犹如一个现在可以称之为PATTY主题聚会。

突然一声沉闷沙哑厚重的话语，把我们正在沉浸其中的臭豆腐PATTY嘎然叫停了。

团部的现役团长，宝泉岭的一把手正站在我们宣传队宿舍的门口，门已经被他用劲地推开，重重地甩碰在门右侧木板通铺的床沿上。

团长是循着臭豆腐的香味而来，据他说这时候整个文化宫都是臭豆腐的味道，臭气熏天。

循着他的话语我仿佛看到了一股浓浓的味道沿着文化宫的走廊通道，沿着关闭的门窗的缝隙和敞开的门窗的空间，弥漫在许多没吃过臭豆腐也从来不想吃臭豆腐的非北京人的嗅觉里。

可怕的其实不是臭豆腐的芬芳，关键是团长发现了一些没吃完的半半拉拉的馒头七拐八歪的散落的到处都是：窗台上、床铺下、床沿边，托盘里。

尤其是满地满铺的白色的星星点点的馒头渣儿，让团长大人勃然大怒，于是，一场关于宣传队浪费粮食的展览就在第二天早饭时分的机关食堂上演了。

那时候机关食堂每顿饭前还有早请示和晚汇报，还要唱一首敬爱的毛主席。然后才能开始日复一日的人类正常的饮食行为。

在宝泉岭宣传队的记忆中，饮食记忆也是我宝泉岭宣传队记忆中时隐时现的一个惊叹号。

宣传队常驻文化宫，与团部机关相对不到百米，与师部机关相邻也就两百米之遥。确切地说宣传队所居住的地方位于宝泉岭地区的中心位置，在许多人心目中就是中心的中心。

宣传队的饮食环境在宝泉岭农场应该是第一流的了。

机关食堂是我们早中晚三顿饭的必吃之地。

招待所食堂有一个阶段是我们招待连队来人的地方，那个阶段团部食堂不许招待外来客人。

经营性餐馆位于团部东侧一个去连队必经之路的十字路口西南侧，据说是服务连办的，是宝泉岭最早的一个餐馆式的经营性场所，是小型聚会的最佳去处。

机关食堂印象最深的记忆是烧茄子。

回到北京这么多年，还经常会感慨非常的说：再也没有吃过宝泉岭机关食堂的烧茄子了。

那被豆油淹没在白色瓷碗里的烧茄子，那加一筷子放在米饭里油腻腻的烧茄子，那和着米饭放在嘴里香绵可口的烧茄子，那每星期最多只能有一次的烧茄子。

每每这个时候，就会有人分析说：现在吃的太好了，那会儿物质缺乏，肚子里没油的缘故。

我虽然也每每点头认可，但又有些不以为然：机关食堂的烧茄子用的是北大荒黑土地里种出来的长茄子和北大荒黑土地里生产的大豆磨出的豆油。这两个食材，很难同时出现在北京厨师的灶台上。

招待所食堂印象最深的记忆是和朱米天的米饭打赌。可能是招待我们俩都认识的连队朋友。

那一晚在招待所食堂吃饭，那天的米饭比较软，特别好吃，不只是因为什么由头，突然生出了以吃米饭多少打赌的战事：我如果能吃米饭超过一斤，朱米天第二天中午在团部地区唯一的对外营业的经营性餐馆请一桌饭。

米饭盛了好几次，每一次都会嘱咐卖米饭的师傅少盛一点儿。为多吃米饭不吃别的菜，光吃咸菜丝，洒满淡黄色芝麻的，朝鲜族方式腌制的有点儿辣味的萝卜材质的咸菜丝。

软软的白米饭就着辣味儿的咸菜丝，吃的很带劲儿。朱米天和几个聚会的朋友一旁看着我，整整吃了一斤三两米饭，我赢了。

吃的时候兴致勃勃没有感觉。离开招待所食堂就开始有感觉了。

那一天晚上文化宫放电影：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宁死不屈》。从招待所食堂到文化宫距离不足两百米，却走走停停地走了竟然半小时多小时。因为脚步一迈肚子里撑的满满的米饭就叫嚷得停停休息一下再走。

那一晚忘了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是怎么看完的。觉是怎么睡

过来的。第二天中午是怎么走到那个团部地区的唯一的对外经营的餐馆的。还有谁和我们一起坐到那个大大的圆圆的餐桌上的。

只记得朱米天和我点了一桌子菜，但我只能坐在圆圆的饭桌旁，看着周围的人吃菜喝酒吃饭，夹起来的蘸上醋的肉肠放在嘴里又放到了盘子里。噁心，吃不下去。

这就是米饭打赌的结果。年轻气盛不假思索不计后果打赌的结果。每每想起来，总会有些后悔和后怕。

尽管如此，我还是经常怀念那个宝泉岭最早的经营性的餐馆，那个可以和朋友喝啤酒聊天的餐馆。还有那个同样可以招待朋友的招待所食堂。还有那个几乎朝夕相伴了我近十年的机关食堂。

这三处一起构成了我宝泉岭宣传队的饮食环境饮食生活和饮食记忆。

    戊戌年四月三十日晨写于宣颐家园